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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三字经》在历史上的译介与传播

字号+作者:admin 来源:代孕机构供卵 2024年04月25日

赵玉国摄/光明图片《三字经》(修订版)文化读本资料图片马礼逊像资料图片蒙学,即蒙养教育,指的是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三字经》蕴...

董晓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贾寨新村农家书屋阅览室,一名小朋友在挑选《三字经》读本。赵玉国摄/光明图片

《三字经》(修订版)文化读本资料图片

马礼逊像资料图片

蒙学,即蒙养教育,指的是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世界最早的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存续古代文明的国度,学界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蒙学塑造了整个民族优良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世世代代得以传承中华文明火种。

中国古代蒙学最惊人之处在于其经过时间沉淀的系列蒙学教材,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等。这些蒙学典籍是在千百年间的蒙学教育历程中,历经朝代更迭和历代文人增删,逐渐形成并完善的。综合各种教育内容,是古代蒙学教材一贯的编撰思路,因此,小小的蒙学教材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教育信息,具备多种教育功能,如培养儿童优秀的道德品质、广博的文化知识、扎实的诗文功底。这类书籍不仅是古代社会教育儿童读书识字、囊括人文科学和世间百态的工具书,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袖珍读本。

在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中,中华文明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对周边地区进行着积极、主动的传播和影响。在古代,对于很多国家及民族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辐辏之地。而在这一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古代蒙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三字经》不仅具有中国蒙学读物的典型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自南宋以来,历经七百多年传承。《三字经》共一千多字,三字格朗朗上口,内容包含从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到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又言简意赅。作为蒙学经典,《三字经》被译为了多种文字,流传海外,是中国文化在古代“走出去”的代表之一。研究《三字经》蕴藏的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以及它的译介传播历程,可以为当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经验。这就是我们本期讲座的缘起。

《三字经》的作者、内容及教育思想

对于《三字经》,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意思是说,他当时接触到的教科书,在教育孩童这一方面,都是远不如《三字经》。

目前,学界对于《三字经》的作者还存有争议。一说认为,《三字经》是由宋元之际宁波学者王应麟所著,相传《三字经》是其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所编的教材。历史上的王应麟是“宋元之际浙东学派三大家”之一,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四库全书总目》曾记载:“(王)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二说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末的广东南海(今顺德)学者区适子。目前,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志》:“区适,字正叔……今训蒙《三字经》,适所撰也。”近代学者谭叔裕也曾说过,“公谓曾见古本,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乃宋末粤中逸老某所作”。除了以上两种最为常见的说法之外,还有学者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明代黎贞或是明前期的无名氏等。而《词源》《汉语大词典》等书在支持王应麟著说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不同意见。如今通行的《三字经》版本,经过了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删改,增添了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史实。

不论原作者是谁,《三字经》词句浅显易懂,以教育儿童识字为主要脉络,延伸至各类综合性知识,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人伦等,涵盖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五个要素。经过时间的洗礼,更加熠熠生辉。作为中国古代用于儿童识字和认字的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启蒙读本,其语言通俗浅显,形式上采用“三字一句”的格式,适于诵读,富有韵律感和音乐美。值得一提的是,《三字经》中介绍了许多励志故事,极富教育意义,虽然其中一些故事早已流传甚广,但被置于“三字一韵”的语境中便有了新的意义。

《三字经》全书可以分为六个部分,按顺序排列,体现了作者在古代儿童学习教育方面的良苦用心。全书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运用大量的篇幅教育孩童学习古代儒家所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包括长幼尊卑、社会秩序、忠孝大义等。

第一部分在文中具体为从“人之初”到“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

第二部分文本从“为人子”至“次见闻”,阐发礼仪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对父母孝顺、尊敬师长,这一部分以黄香和孔融的故事最为典型,也最为人们所熟知。

第三部分文本从“知某数”到“人所同”。讲授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识和生活中的名物常识,涉及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简明的语言,以认识数字为形式,贯穿了古人许多应知应会的生活常识。有关于数字的文化名词,和“纲常”“时令”“方位”“作物”“家畜”“情感”“音乐”“宗族”“道义”有关。

第四部分文中内容从“凡训蒙”到“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典籍和读书的次第。这部分在介绍文化典籍时,内容主要以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如《易经》、“春秋三传”等历史著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主。

第五部分在文本中从“经子通”到“若亲目”,这可视为中国通史的极简纲要。勾勒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朝代变革与更迭,将中国古代历史全貌以歌谣的形式展现出来。

第六部分文本从“口而诵”至“宜勉力”。劝诫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其中诸如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等经典故事劝人向学,向初学者强调学习努力的重要性,以使学习者明白勤奋好学的道理,并以此激励后人。

《三字经》以儒家思想为先导,主要功能是古人用来为培养人才和引导风尚打下基础。《三字经》自问世以来,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快就得到了历代古人的广泛认同,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石。作为一本具有启蒙心性和开化心智作用的经典著作,《三字经》重视孝悌伦理、诚信之道以及家庭教育等,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其中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但是其蕴含的教育意义,仍旧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第一,识字功能。教育是从识字开始的,识字是读书和学问的基础。据学者研究,《三字经》全文共有384句,1152字,除去重复的字,共用了541个不同的字。这些字其实已经覆盖了古人对于汉字基础知识词量需求的80%,对于幼童或其他汉语初学者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该著作以三字韵文的形式,从人性、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说起,讲述了教育对人成长的作用、父母师长的教育责任和做人的行为规范,并教给人们生活常识。

第二,社会历史观培养功能。我国的历史教育传统悠久,通过历史教育积累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以实现教育功能,这种“历史知识”型的教育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据学者研究,《三字经》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概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知识。它既讲教育理论基础、为人道理,同时也是一本进行历史教育的书。《三字经》认为“经子通”方可“读诸史”,提出了历史教育的前提是熟读儒家经典,大致把握诸子百家的重要学说。以此为基础,才能把握比较可靠的标准,通过分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善与恶及功与过,帮助人们在读史的过程中明确方向。此外,《三字经》还提供了学习历史的方法:“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兼证经,参通鉴。”学习历史,不是漫无章法,而是有主次之分,抓住主要脉络,明确学习的方向。《三字经》提倡首先要阅读四部史书经典,《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本书是历史学习的必备工具。如果学有余力,需要继续深入挖掘,就阅读《资治通鉴》。通过以上有的放矢地学习,才能抓住重点,切实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这种学习模式,也与前文提到的教育方法相呼应。应该有目标地学习,有计划地学习,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效果的。不仅如此,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人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

第三,德育功能。《三字经》的编写体现了儒家的“文以载道”原则,积极宣扬儒家思想,在当时迎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儒家关于教育的基本思想在《三字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三字经》开篇就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便与孔孟的“人性本善”思想一致。古代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德才兼备,因此德育教育就极受古人重视。“礼”“仁”“义”“孝”等等准则构成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而《三字经》明确讲“首孝悌,次见闻”,认为人生第一大事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才是增长见识。此外,《三字经》还教育孩童,应存有良善之心,“讲仁爱”,如“仁之义,在爱人”。这也是传承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认为“亲仁”是交往的准则,倡导人与人之间友好和睦的社会关系。简言之,作为一部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蒙学教材,《三字经》体现了儒家在启蒙教育阶段的理念,从“化成天下”,到“观乎人文”,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品德在未来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强大作用。

《三字经》的译介与传播

《三字经》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

从历史上来看,《三字经》流传至中国以外国家,最早始于明朝。具体来说,《三字经》在海外的传播始于公元16世纪,最早的外文《三字经》是由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的。1579年,罗明坚来到中国澳门开始学习中文,他首先接触的就是《三字经》,他深感《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及其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从1581年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虽然此书当时没有发表,但他的这份开创之功却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三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也比较早,大致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带去了各种版本的《三字经》,据石川松太郎《讲堂文库架藏往来物分类目录并解题》载,永禄五年(1692)发刊的《广益书籍目录》,已经列有《三字经》和福建陈翰迅的《三字经注解》。日本学者鹤岛俊一郎所见到的江户时代在日本刻板印行的《三字经》就有8种之多。到了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三字经》在日本盛行并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三字经》仿制本大量涌现,据日本教育学家片野英一考证,日本《三字经》仿制本约有20种。从中日两国交流史角度来说,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也是日本历史上长期致力于汉语文及汉学学习的必然结果。

《三字经》是随着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传入俄罗斯的。公元18世纪初,俄国政府曾多次委派留学生和布道团来华。第一部《三字经》俄译手稿就是布道团第二班学生罗索欣翻译的,时间大致是在1740年。俄译《三字经》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779年,由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公开出版,译者是第三班随班学生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俄译《三字经》第二个版本出版于1829年,由彼得堡根茨印书馆刊行,译者是第九班领班、被誉为俄罗斯“汉学之父”的比丘林。自19世纪30年代起,《三字经》在俄罗斯整个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均将《三字经》列为初级读物。1832年恰克图俄商创办的华文馆,以及1839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十二班入华前在喀山集训,也都采用《三字经》作为培训教材。

从历史上看,《三字经》对欧美的传播主要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出现于清末,当时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此过程中翻译了大量中国传统典籍,其中就包括《三字经》。当时,《三字经》的译者主要有马礼逊、裨治文、欧德理和翟理思。第二个高峰期则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交流空前繁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中国传统蒙学典籍,《三字经》在此期间,逐渐被更多人熟知。

19世纪初,《三字经》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相继流传至英国、美国和法国。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12年出版了《中国春秋》英文版,内容包括《三字经》和《大学》。在马礼逊的倡议下,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刊的《中国丛报》于1835年刊载了《三字经》,使其走向了美国。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莲于1864年编辑、在法国巴黎印刷了拉丁文版的《三字经》。他还喜欢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将《三字经》《千字文》这样歌诀式的启蒙读物,作为文言基础教材,让学生学习汉语。

另外,英国外交官、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于1873年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中收录了《三字经》和《千字文》。1900年,翟理思的《三字经》重译本推出,他在序言中说,对于“希望掌握中国书面语,希望养成汉语思维习惯的外人而言,《三字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国学生如果模仿中国孩子的做法,也整本书背熟,就能掌握好中文”。翟理思《三字经》译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翻译,而是着眼于如何学习汉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三字经》译本更像是一本汉语学习教材。

改革开放后,《三字经》的主要流行译本有王宝童和李黎合著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TheThreePrimerTheKiloword)、马之騆的《三字经》(TheThree-CharacterPrimer)、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TheThreeWordPrimer)以及郁辉和艾梅霞合著的《〈三字经〉故事》(TalesfromtheThreeCharacterClassics)。

《三字经》的英译过程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其发展过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译者身份发生变化,最初的译者大多为西方来华传教士,后转变为国内译者主动对外译介;其次是翻译质量的提升和数量的增多。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的译本的确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囿于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局限,以及原作理解的难度,译本不是很通顺,对原作的理解也不够到位,从而产生了望文生义、泥古不化等问题。

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马礼逊是将《三字经》译成英文的第一人,其《三字经》英文译文是根据较早版本翻译的,译文使用的是意译之法,并未进行字对字、句对句的直译,也未附中文原文。马礼逊以原文两句为一个组成单位,每两句的对应英文译文都放在同一段落。比如,《三字经》开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英文译文如下:Inthebeginningofman,;ofcustom,remote.可以看出,马礼逊译文虽然力求工整,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单看英译本,读者会发现其语意较为模糊,同时理解上也有一定问题。比如“immediate”和“remote”这两个形容词的使用就需要斟酌,因为原文中的“性相近,习相远”是指人性的变异,而不是译者理解的“远”“近”这样的方位概念。再者,“习”是导致人性变异的根本原因,用表示风俗习惯的“custom”来翻译有失准确。

而且,当年马礼逊在翻译《三字经》时,并未完全理解原文意思,因此翻译中也出现了不少错误。比如他对“小学终,至四书”的翻译就与原文的意思有较大偏差,他把“终”翻译成了“Hiao-king(aworkonfilialpiety)”《孝经》。又如他翻译“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时,则翻译成了“Ifinyouthyoulearn,,andbeabletobestowblessingsonyourinferiors”,其中“superiors”(上级)和“inferiors”(下级)的翻译也与原文大相径庭。

裨治文是历史上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三字经》英文译文与马礼逊截然不同。马礼逊以原文两句为一个组成单位,其对应英文都放在同一段落;而裨治文则以汉语原文的一句为组成单位,每句的英文译文自成一行,共178行,不分段落,逢五逢十则用阿拉伯数字标明行数。我们这里同样以《三字经》开篇几句为例,裨治文译文为:Menattheirbirth,arebynatureradicallygood;Inthisallapproximate,butinpracticewidelydiverge.在这里,裨治文似乎如实地译出了“性本善”中的“本”字,但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有学者认为,“本”的意思是“本来”,但译者却将其理解为“根本”。也就是说,原文的意思是可能意指“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译文意思却是“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善良的”,从译文来说不够准确。

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思则将《三字经》开篇几句译文为:,theirhabitsbecomewidelydifferent.翟理思通篇以释义解读,也就是采用直译加解释的方法来进行翻译,虽然较为准确传达了原文含义,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译文与《三字经》的行文特点存在差异,因此无法反映原文的诗学特征。另外,在“性相近,习相远”的翻译中,译者将“习”译为“habit”,但是这里的“习”字并不仅仅指代习惯,还强调后天培养对人性影响的重要性之意。所以,仅用“habit”一词表示是不够准确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相继对《三字经》进行翻译,将其思想文化对外传播,从成果来看,较成功地调和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对外传播的路上走得更远,也更加成功。比如赵彦春教授的《三字经》英译本,对于开篇这几句,他的译法是:Manonearth,,Variesonnurture.可以看出,赵彦春的译本保留了原文的韵律,三字成句,朗朗上口。他将“性相近,习相远”翻译为“Thesamenature,Variesonnurture”,强调人的本性在最开始时是一样的,但后天的培养方式不同,导致人的性情也会发生改变,较为忠实地传达了“性近习远”的教育思想。

从音韵翻译而言,《三字经》三字一句,四句一节;韵律和谐,朗朗上口。因此,在从汉语到英文的转换中,保持译文与原文同样的音韵感具有较高的难度。王宝童教授翻译的《三字经》中添加了原文中并没有的韵脚,增添了译文的韵律感。我们同样以开篇“人之初,性本善(shan)。(a韵)性相近,习相远(yuan)。(b韵)苟不教,性乃迁(qian)。(a韵)教之道,贵以专(zhuan)。(b韵)”几句为例。王宝童翻译版本为:

Atfirstmankind(a)

Iskindatheart.(b)

Withnaturealike

Buthabitsapart.(b)

Theuntaughtchild(a)

Willgoastray.(c)

It’sbesttokeephim

Alongtherightway.(c)

Istoattachtheutmostimportance.

原文共包括24个字,句中有着明显的“abab”韵律,王宝童的翻译版本含三十多个单词,基本做到了隔行押韵,有一定的音美与形美。再从词汇的选择来看,《三字经》是一本识字入门读物,其文字较为简单,笔画较少,便于诵读,王宝童考虑到《三字经》译本面向的读者具有类似的需求,因此进行翻译时选择的词汇比较简单,多为单音节与双音节词汇,便于诵读、书写和记忆。

小结

中华古代典籍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教育思想,《三字经》的作用在于引导孩童,教导做人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明确其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均有独到之处。

我以为,通过不断开展对《三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介传播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优秀中华文化,进一步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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